纣王个人资料 他是否真的是昏庸暴君?

时间:2015-12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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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网络

 现在说起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商纣王,我们都会说他是个暴君昏君,而且非常好女色,这是真实的吗?其实这个说法是存在漏洞的。帝辛,子姓,名受,谥号纣,世称殷纣王、商纣王,帝乙少子,商朝最后一位君主。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帝辛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075年至公元前1046年。帝辛因母为正后,故得以立为嗣。

帝辛天资聪颖,闻见甚敏,才力过人,有倒曳九牛之威,具抚梁易柱之力,深得其父帝乙欢心。帝辛继位后,重视农桑,因此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好发展,国力强盛之余,便兴拓土开疆之事,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,把商朝疆域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,国土则扩大到今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沿海。后世对其评价褒贬不一。

“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,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,昏弃其国家……俾暴虐于百姓……”太史公司马迁《史记》中所引的周武王的这段话,本是两个敌对王朝之间的宣战檄文,究竟含有多少水分,今天很难说。但由于武王是儒家推崇的圣人,所以,他的话自然被奉为圭臬,使得几千年来的我国人于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一个误区,认为商纣王是个彻头彻尾,彻里彻外的昏君、暴君——

《辞海》:“纣,一作受,亦称帝辛。商代最后的国君,其生年已不可考,卒年据后人根据《淮南子·经略训》中‘武王伐纣,东面而迎岁,至泛而水,彗星出而殷人授其柄’这段记载,结合哈雷彗星的出现和回归周期,确认为是公元前1057年。帝辛在位整整三十三年。”

当了三十三年君王的帝辛是不是真的既昏又暴呢?

柏杨著作的“皮里阳秋”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说:“(纣王)好酒淫乐,嬖于妇人。爱妲己,唯妲己之言是从。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,北里之舞,靡靡之乐。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、盈钜桥之粟。益收狗马奇物,充益宫室。益广沙丘苑台,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。慢于鬼神。大聚乐戏于沙丘,以酒为池,悬肉为林,使男女裸相逐其间,为长夜之饮。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,于是纣乃重刑辟,有炮烙之法。以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为三公。九侯有好女,入之纣。九侯女不喜淫,纣怒,杀之,而醢九侯。鄂侯争之强,辨之疾,并脯鄂侯。西伯昌闻之,窃叹,崇侯虎知之,以告讨,纣囚西伯羑里。”

这段记载中的纣王,其罪行大致说来是:近女色,喜淫声,不敬鬼神,荒于国政,耽于饮酒,杀害忠臣。

这些事情确实可恨,但却都不是纣王的“专利”,甚至是不是他干的还有问题,不妨再摘引一段关于夏王朝最后一任君王桀的史料:“桀力大无穷,他即位后的第三十三年,发兵征伐有施氏,有施氏求饶,进贡给他一个美女,名叫妹喜。他十分宠爱妹喜,特地为她造了富丽堂皇的琼室、象廊、瑶台和玉床,供他俩荒淫无耻地享乐。桀重用佞臣,排斥忠良。有个名叫赵梁的小人,专门投桀所好,教桀如何享乐,如何勒索、残杀百姓,得到了桀的宠信。到了晚年,桀更加荒淫无度,竟命人造了一个大池,称为夜宫,他带着一大群男女杂处在池内,一个月不上朝,太史令终古哭着进谏,桀反而很不耐烦,斥责终古多管闲事,终古知夏桀已不可救药就投奔了商汤。大臣关龙逄又来进谏说:‘主上谦恭而讲信义,俭约而又爱护贤才,天下才能安定,王朝才能巩固。现在大王奢侈无度,嗜杀成性,弄得百姓都盼你快亡,只有赶快改正过错,才能挽回人心。’桀不但不听,又将关龙逄处死。”——摘自柏杨《我国人史纲》

桀的罪行也是喜女色,耽淫乐,荒于国政,耽于饮酒,杀害忠良。

台湾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史学巨著《我国人史纲》中谈及商纣王时说过:“随着子受辛(即商纣王——著者注)之死,商王朝灭亡,立国662年。子受辛被称为‘纣帝’,即残害忠良的君主。他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姒履癸的罪状,像是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,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。不过,炮烙酷刑是姒履癸发明的,已登记在案,宣传家大概一时情急,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,又教子受辛再发明了一次。”

细心的读者想必不难从中发现真知卓见者的微言大义——至少纣王干的坏事中有一件并不是他本人的“专利”,由之引发,会不会出现“骨牌效应”得出纣王的“罪行”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?恐怕不能断然排除这种可能。我国人一向有“胜者王侯败者寇”、“痛打落水狗”的说法和做法,失败者一旦失败,自然就失去了申诉的机会,年代越久,沉冤越难洗清,笔者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,我们不妨再听听古人的诉说。

子贡的困惑

我国文化其上古时代的集大成者当推孔子。所谓“天若不生仲尼,万古长如夜”,虽然有些夸张,但也有事实根据在里边。

孔子的伟大之处除了在于他整理了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春秋以外,还在于他精心教育出了三千弟子。这三千弟子中出乎其类,拔乎其萃者也不少,他们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,真正的通才除了早死的颜回以外,恐怕只有子贡一个人了。

子贡,生于公元前520年,卒年不详,本姓端木,名赐。儒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称他“不但是学问家,也是外交家、政治家”。

孔子对他十分欣赏,曾说“赐也,始可与言诗已矣!告诸往而知来者”。——认为他能够举一反三。

太史公司马迁对子贡也非常推崇,他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甚至说,孔子的学说思想,后来所以能够流传下来,全仗子贡的努力。

这样一个“你办事,我放心”的大学问家,在儒家经典《论语》第十九章“子张篇”里却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问题。

子贡曰:“纣之不善,不如是之甚也。”——意思是说,纣王的不好,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。

载在经典中的大学问家的话可不是随便乱说的。

子贡以后,数千年间虽然“大一统”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,但也不乏后来者。

宋朝的罗泌在《桀纣事多失实论》中认为,纣王建宫室,营酒池肉林,近女色,害忠良等罪恶,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,桀纣不分,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。

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,仅就史料而言,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、囚箕子、宠妲己、偏信崇侯、拘押文王而已,与后世的暴君相比,不过是小巫见大巫!

罗、李二人的论证方式是科学的,其结论也是正确的,但由于年代久远,所以没能成为子贡困惑的解惑人。

近来重读先秦诸子,终于从《韩非子》一书中给子贡“纣之不善,不如是之甚”找到了史料根据。

韩非在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有过这样一段记载:“费仲劝告纣王说:‘西伯昌贤良,百姓都拥戴他,诸侯都依附他,必须把他杀掉,不杀掉他,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。’商纣王说:‘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,怎么可以杀呢?’费仲说:‘帽子虽然破旧,必定是戴在头上;鞋子虽然华美,一定踩在地上。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,他实行仁政,人们都归向他。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,难道不是西伯昌吗?臣下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,非杀不可。况且君主诛杀臣下有什么过错呢?’商纣王说:‘仁义,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。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,杀他不合适。’费仲三次劝说,商纣王都不采用。”

费仲是纣王手下的“秦桧”,西伯昌即周文王,据《史记正义》转引《帝王世纪》说他龙颜虎眉,身长十尺,胸有四乳,他继任西伯以后,遵循后稷、公刘和古公、公季(均为西周祖上之贤者——著者)遗留下来的法度,敬老慈少,礼敬贤者,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,很得当时人的爱戴,以今天的眼光看,西伯昌乃是新生代中之翘楚。所以,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有名的伯夷、叔齐、散宜生等纷纷去投奔他,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,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。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,当是发生在纣王上当、西伯被囚以后。

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,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,但在大事上纣王还是有分寸的,至少他没有像夏桀杀关龙逄那样杀了西伯昌,仅就这一点而言,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、暴君。

其实,连司马迁本人都认为,纣王“资辨捷疾,闻见甚敏,才力过人”——并非一无可取。了解了这些以后,我们再回过头来看,相信每个人都会摒弃“纣王是既昏又暴的君王”这个误区的。

其实对于一个君王的评价,除了个人因素之外,不同的立场也会早就不一样的评价,所以除了搞清历史的真相以外,走出这一误区的另外一大好处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,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好人,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。人的性格是二重甚至是多重的,这样,才不会对人世间的滚滚红尘大喜大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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